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着这样一些群体---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家长外出务工把孩子留在家里，致使他们成了留守儿童，另外一部分是家长外出打工，他们去哪儿孩子就跟着去哪儿，不自觉的这群孩子就成了流动儿童。他们就像大雁一样，到了一定的时间就会迁移。孩子在迁移的过程中也会随之带来许多问题，普遍的上学困难成为一道道铜墙铁壁阻挡着他们，他们来到异地他乡，举目无亲，政府强行拆掉打工子弟学校，对于没有当地户口的他们来说，学校无疑会将他们拒之门外。这一系列的现象，也在反映着当今社会还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北京作为国家的首都，人口众多也成了巨大的压力。那么教育控人的手段的真的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吗？
“教育控人”真的有效吗?近日，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宋映泉主持的一项长达五年的跟踪调研显示：行政当局试图以关闭打工子弟学校、或迫使非京籍学童回老家就学以控制北京人口的“教育控人”手段，非但难以奏效，还显著影响流动学童的学业前景和上升渠道，并对其身心发展带来长远负面影响。
在10月27日于北大召开的“弱势群体儿童教育及公共财政投入政策研讨会”上，由北大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香港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等机构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公布了他们的调研结果。
据该研究的长期跟踪数据显示，北京市关闭打工子弟学校后，对流动儿童的学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却无法真正迫使他们离开北京;而这些孩子们的父母，主要也选择继续留在大城市生活和工作。
在分析打工子弟学校被迫关停的后续效应时，研究者试图解答以下三个问题：关闭打工子弟学校，对流动儿童学生继续学业有什么影响?关闭打工子弟学校，对流动儿童学生选择就业地点有什么影响?关闭打工子弟学校，对流动儿童的家长离开打工地有什么影响?
2010年9月，该课题组开始在北京市10个区县的50所打工子弟学校中，选择当时就读初中二年级的1867名学生进行基线调研。2011年7月，其中7所学校被关闭，波及调研项目内的学生达370人。此后，在2011年5月、2012年10月、2013年10月和2014年10月，项目组又对同批学生进行四次跟踪调查。2015年10月则进行了第五次跟踪调研。
长达5年的跟踪调研结果显示，关闭打工子弟学校，将显著降低流动儿童学生继续上高中的可能性，包括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尤其又以升入普通高中的可能性减损尤大。
截至2015年，在当初受调查的1867名学生中，只有18.14%的流动儿童还在继续学业，高一阶段的就学比例已不足四成。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更只剩6.3%，这其中有60%上的是大专或高等职业学校。
调研分析结果还指出，关闭打工子弟学校，似将导致更多学生选择留在北京打工和就业，而非返回原籍地。此外，打工子弟学校被关闭后，不论是学生或其家长离开北京的可能性均显著降低，所致结果与当初行政部门“以教育控人口”的政策意图相反。
调研发现，超过7成的流动儿童学生不上学之后，仍继续留在北京，且此一比例似有增加趋势。2014年，这一数字为69.4%，到了2015年上升为72.93%。2014年的数据表明，一旦孩子的学校被关停后，学童父母双方继续留在北京的比例仍有84.13%。因孩子失学选择离京者并不多见。相对而言，学校未被关闭的流动儿童学生，其父母双方都离开北京的比例，反而高于学校被关闭学校的学生群体。
为什么学校被关闭之后，失学的流动儿童更有可能留在北京?为什么孩子的学校被关闭之后，父母反倒更多地选择留在北京，而非离开?
宋映泉告诉财新记者，他揣测，这可能是出于一种“放松心理”─即“既然读书路彻底断了，索性踏实留京工作”。另一种原因，则可能是“反抗心理”，即“越赶我走，我越不走”。
“教育控人”制造留守儿童 学者忧心社会代价
在2013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要求被正式提出。201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严控控制北京人口，成为实现这一国家战略的核心要素。决策层还订下了到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须控制在2300万以内的“硬指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在7月10日至11日召开的北京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上更强调，北京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和“大城市病”问题，已经成为“我们不能释怀的最大焦虑”。
然而，北京过去以各种手段“控人”失效、城市人口规划目标屡屡失准的教训，却屡见不鲜。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段成荣曾撰文指出，北京市控制人口规模的思路始于建国初期，不同时期控制的严格程度有所不同，但“指导思想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化”。
然而，截至目前为止，北京市在各个时期设定的人口控制目标，都在预期时间线以前便遭突破。2005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归划，到2020年北京的总人口应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然而，到2010年11月，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达1961.2万。目前，北京市的常住人口更超过2150万人。有专家认为，总是脱离实际、不愿面对现实的人口控制目标，和与人口目标相配套的城建规划“慢半拍”，是加剧北京出行难等“大城市病”的重要因素。
对于北京从2014年起采取的更加严厉的“控人政策”，宋映泉并不看好。“恐怕控人达不到效果，反倒制造新的留守儿童。”宋映泉担心，这样的政策从长远看，可能会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宋映泉强调，已有大量研究表明，父母不在身边、进城打工的留守儿童群体，比一般儿童更有可能成为少年犯，犯罪率也更高。要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犯罪率高发的问题，就应努力改变进城打工父母长期与子女无法共同生活的现状。
“如果城市现在不愿意承担成本，那么我们势必要在未来付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