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二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将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力数量饿结构，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将有效延缓老龄化速度，相对减轻老年人口比重过大的现状。据悉，山西翼城在“全面二孩”政策还未正式落实的时候，早已经开展起“二孩实验”，如今已经有三十年的时间了。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老龄化进城相对趋缓，性别比大体正常。
全面二孩政策，自2016年1月1日起实施，这也意味着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的“二孩实验”自行终结。
在境外媒体报道中，翼城县是距离北京800多公里的“秘密人口试验地”；在国内，它是“偶然情况下”启动农村二孩生育实验的特区。30年来，作为“生育特区”，翼城如大棋局里的一粒孤子，又似国家人口政策的一片苗圃。
翼城“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政策试点的倡导者、人口学者梁中堂认为，影响人口发展的，不只是经济发展规律、人口规律，还有科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及社会心理等，“有些人口现象虽然是现实发生的，但其后果却将潜伏几十年才显露出来。”
今天的生育状况，就是明天的人口构成。透视“翼城实验”，将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全面二孩时代？
鉴往知来。走进翼城，正好可以一窥未来中国农村地区人口生育状况，诸如，生育率是升是降？二孩生育意愿高不高？受哪些因素影响？性别比会不会失调？“驸马村”又是怎么回事？老龄化浪潮下的乡村养老何去何从？全面二孩政策，又将给这个县的城区和乡村带来什么？
翼城，以其30年的“多做少说”，乃至“只做不说”，默默交出一份“二孩实验报告”。
偶然而始又悄然而终的“生育特区”
夏夜的翼城，雷声有如重鼓，闪电划破夜空，暴雨顷刻而至。凭窗望去，夜空烟雨朦胧，万家灯火阑珊。初次听到翼城农村31年前就放开二孩生育小口子的“传说”，如闻惊雷——这里曾是“不宣传、不推广、不取消”的“生育特区”。
“国家出台单独二孩政策前，中央有关部门曾通过省里向翼城要‘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政策试点总结。”翼城县原计生局副局长李克聪认为，这是“翼城实验”在国家生育政策调整中发挥参考作用的依据。
但“翼城实验”的“始作俑者”梁中堂，并不认为该试点对全国生育政策调整发挥了多大作用，只是说：“翼城试点在偶然情况下做成，不可复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总人口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4亿，迅速增加到1970年的8.3亿，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国家从70年代开始在城乡推行计划生育。1980年，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
当时翼城县轰轰烈烈开展起计划生育工作，然而遭遇了群众接受难、工作阻力大、干群关系紧张的困局。但很快迎来了转机。
1984年春节，时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省计生委顾问的梁中堂向中央领导呈送研究报告，建议用“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政策取代“一胎化”政策，即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基础上，农村男女青年比国家法定结婚年龄推迟3年结婚生育者，可以在妇女30岁左右时生育第二胎。
梁中堂说，此办法的核心，一是晚育，主要指妇女24周岁时初育；二是间隔，视第一个孩子生育迟早的不同，一二胎的间隔有所不同，主要是要求妇女30岁左右生育第二个孩子；三是杜绝和减少多孩生育。
吸收梁中堂的观点，经原国家计生委同意，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1985年7月起，翼城县农村开展“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政策试点工作。
翼城是典型的农业县，山区、平川、丘陵大体各占1/3，人口底子清晰，符合梁中堂期望的“两晚一间隔”生育政策试点县条件。
他在给翼城乡村干部部署工作时说：“目前我国10亿多人口中，近7亿属于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换句话说，30岁以下的就占70%。年轻人多，生育力强，死亡率也一直在下降，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出生的孩子更多，吃饭、上学等问题就更大。像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一个时期人口增长太快了，不是什么好事情。但减少得太厉害，也不见得是好事情。为了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也不必只许人们生一个孩子。”
梁中堂认为，“两晚一间隔”比“一胎化”政策少生孩子。间隔生育可以把人口生育高峰拉开，既调节生育，也防止以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许多社会问题。
试点伊始，翼城不少干部担心人口失控。而此后的翼城实践，则有力支撑了梁中堂的判断。1985年开展试点时，翼城做了人口长期规划，测算2000年的人口总量为300331人，而2000年的实际人口是302816人，相差无几；翼城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例，1985年为1%，2000年则降为0.87%。
人口增长率明显降低——2000至2010年，全国、山西省、临汾市的人口增长率分别为5.84%、9.98%、9.26%，而翼城县为2.71%，明显低于全国、全省、全市水平。
人口老龄化进程至少延缓5年——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翼城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7.59%：而在2005年，全国这一占比已经达到7.7%，2010年更是上升到8.87%。
出生人口性别比大体保持正常——试点前几年，人们对性别的偏好还比较强烈，1985年至1989年，全县出生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偏高，最高的1987年达到117.7。1990年后，出生人口性别比回归到103至107的正常范围。此后25年间，翼城除个别年份高出正常范围外，总体上都比较正常。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翼城县0岁性别比为106.1，而山西省为112.8，临汾市为114.3；翼城县1至4岁年龄组性别比为102.7，而全省为110.4，全市为110.7；翼城县5至9岁年龄组性别比为101.5，而全省为108.2，全市为106.2。县卫计局长菅俊军说，这说明翼城县育龄群众生育观念发生了深刻转变，“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意味着我国进入了人人都能生两孩的新时代，对翼城县来说，则意味着开展了30年的“两晚一间隔”试点工作自行终结。
但其影响并未戛然而止。
“在生二孩上，70后在抓紧，80后在观望，90后还没认真想”
“一个孕妇三个陪”。一大早，翼城县人民医院妇产科门口，就已挤得水泄不通。
“全面放开二孩后，上40岁的人就着急了，有一线希望的都想来试试，抓住尾巴再生一个。不少人每月都来检查，看不孕症的人明显增多。”妇产科门诊主任王慧快人快语。
据县医院妇产科门诊统计，今年前5个月，县医院行取环术104例，比去年同期的56例增加近一倍。
38岁的张彩云是城镇户口，孩子已经9岁，看国家放开二孩，想要再生一个，可才怀上俩月，胚胎就停止发育。
“前几天还听得见胎心，怎么可能就停止发育了？”她拿着彩超检查报告单一动不动，勉强抬起头，询问护士时声音都有些跑调。一旁陪着的婆婆瞬间脸色大变，慌里慌张走出门，给儿子打电话，要他立马赶到医院。
王慧说：“70后怀二胎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是来自身体，男方抽烟、喝酒都会影响生育，而女方如果不及时服用叶酸，不调理身体，婴儿很容易先天不足。另外，男女双方心理上也要多调节，越是着急越不容易怀上。”
“对于80后、90后来说，生二孩是怀得起，但生不起、养不起，即使在农村，好多年轻一代也不生二孩了。”妇产科主任王爱琴说，“一般都是过了35岁，发现家里有老人病了，一看将来没有跑腿的，才又来生一个。这事儿，70后、80后要看得长远些，90后还没有经历生老病死，人生阅历还没到，看不到那么远。”
妇产科一侧，浇底乡油庄村郭永红两口子神色紧张，再也没有初次做父母的喜悦。郭永红今年27岁，头胎生的男孩已4岁，“这一胎本想要个女孩，谁知道又是个男孩。”
“生一个太孤单，我家老大就不爱说话，生俩吧，开销实在太大。”郭永红的丈夫在汽修厂工作，一个月工资3000多元，“算算孩子上幼儿园学费、家里的各种开支，一个月最少也要2000元，根本攒不下钱。”
“还想生女儿吗？”
“国家让生，也养活不起！”两口子摇头摆手。
“在生二孩上，70后在抓紧，80后在观望，90后还没认真想。现在生活压力大，教育成本高，人们又都想维持一个较高的生活水平，不少人等到35岁以上才具备生二孩的经济实力。”王慧说。
“我是不管男孩女孩都要俩，生一个太少。”在县医院妇产科，王庄乡上石村49岁的陈忠萍陪着90后的女儿孙晨曦做产检，很有当家的“派头”。女婿陈浩在一旁递水拎包，小心伺候着妻子。
孙晨曦说话绵软，“肚子里的孩子9个半月了，马上要生，至于二孩，得过两年看看经济条件是否允许。”
陈忠萍也是底气不足：“现在彩礼太多了，一般的要12.8万元，也有要14万元的，又都想在县城里买房，讲究有房有车，教育上也费钱。要是生两个男孩，真吃不消。”
说话间，外面鞭炮声响，不少人出去看热闹。只见七八个妇女前后簇拥，有人引导，有人搀扶。走在最中间的是抱婴儿的，步子很快，手里攥着把桃枝。紧跟着的产妇，戴一大口罩，身子有些轻飘，胸前举一支香。一行人面露喜色，匆匆走出医院。
记者赶上去问，得知生的是个女孩，来医院的都是亲戚，回村还会有更多人迎接。
“在翼城农村，重男轻女的观念淡了，在生二孩上也大有‘反转’的意思。老大是男孩，生二胎的就会有顾虑，怕再生一个男孩。如果老大是女孩，生二胎顾虑就少，大家都想要一个儿女双全。”李克聪说。
他分析说，以前农村要干体力活，收割麦子、挑水、种庄稼，肯定是生男孩好。现在收割用机器，男的能干的，女的都能干。有些职业，女的还比男的干得好。“以前说养儿防老，但男孩成亲要买房、买车、准备彩礼，女孩不用，而且女孩养老更贴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