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为了让父母们拥有大把的时间参与劳动，创建幸福生活，千千万万的幼儿被送往寄宿制托儿所或者是幼儿园，没有父母的照顾与关怀，幼儿们在托儿所里尝尽了各种痛苦，久而久之，身心上都遭受了巨大的创伤。现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类托儿所已经不是十分普遍了，但是不排除依旧存在。
在中国湖南的一个寄宿学校宿舍里，一个男孩站在床栏上练平衡，其他孩子在打牌。（图片来源网络）
参考消息网10月16日报道 美媒称， 一个名叫约翰（John）的17个月大的男孩想从一家英国寄宿托儿所寻求安抚未果，因此情绪崩溃。这个故事被1969年的一部纪录片记录下来。上周，在一个关于幼儿早期分离的研讨会上，这个故事令与会的中国妇女感到非常难过。
据美国《纽约时报》10月8日报道，该片以惨不忍睹的细节展现出失去主要照顾者可能对幼儿造成的伤害。约翰非常痛苦。他大哭了好几天，拒绝进食和与人沟通。研讨会上的一个女人摘下眼镜，用手捂住脸很长时间。这次研讨会在北京的一所大学召开，与会者大多是母亲或职业看护人。
另一个人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满含泪水。
还有一位略带急躁地询问约翰后来是否康复。讲师阿尔夫·格拉克（Alf Gerlach）的回答是，他没有完全康复。格拉克是法兰克福弗洛伊德研究所的精神分析学家。他的回答带来一片愕然。
1949年后，中国建立了大规模机构式护理系统，来解放父母，让他们有时间参与革命或劳动。成百上千万中国幼儿被送往寄宿托儿所或幼儿园，他们也都在某种程度上经历了约翰的痛苦。
但是，研讨会上的女性，不管是刚刚成年，还是人到中年，都有失去主要照顾者，或者因为不允许父母与住院的孩子待在一起的医院规定而被迫同孩子分开的经历。
六岁以下儿童的寄宿托儿所如今已经不是那么普遍，但仍被视为不错的选择。在中国，就连千禧一代小时候也有可能被送进这种托儿所。这种情况在六岁及以上的儿童中非常普遍。
北京市档案馆的档案表明，在北京最好的若干托儿所里，照顾者与幼儿的人数比（约翰的问题在于缺乏关照）最初是非常高的。大多数情况下，精英阶层的孩子们会被送进托儿所。普通市民的孩子们则在家里接受照顾。
根据一份1958年的国务院档案的记载，1956年，在一个农业部管理的托儿所里，一个看护者只需照顾两个幼儿。但是1958年在这个托儿所里，相关比例变成了一个看护者照顾5.5个幼儿。为了“整风”，官方承诺将这个比例变成1:5.9。
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官方开始推动将大量儿童送进幼儿园的做法，以便把父母解放出来，完成更高的生产定额，因此，在条件相对没那么好的幼儿园里，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另一份1960年的文件中写着“主要问题是托儿组织的发展还跟不上生产发展的需要”。设施建设很快，但“非常窄小”。“良好”率仅为26%。文件说，在北京，有40万儿童迫切需要幼儿园。身强力壮的人都在农田或工厂工作，看护人通常都是老弱者。文件显示，在一个幼儿园里，一个夏天内有六个孩子溺水，三人食物中毒，其中一人死亡。
比起那时，现在中国幼儿园的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人们仍然执著于这一体系。在9月1日学校开学一周前，一个名为“师乐汇”的幼儿园教育者网站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此做出解答。文章称，很少有父母愿意送孩子去寄宿。但是出于“客观”考虑，文章列出了寄宿制度的三个优点：能帮助孩子更加独立、不娇气、交到更多朋友。
小约翰的经历表明，这种制度可能在感情方面带来负面后果。而参加这个课程的女性的反应表明，很多中国父母明白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