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医学基础课，从事医学工作的人们都深知遗体捐献的重要意义。眼下，随着罗一笑小朋友离世，遗体被捐献用作医学教学，再度引发人们对儿童遗体用于医学教学的热议，目前据调查显示低龄遗体捐献本不足1%，数据极低。
近日，一阵募捐风波之后，5岁罗一笑小朋友走了，遗体被送往了深圳大学医学院，作为该医学院今年的第53位无语体师，用于临床医学科研和发展。鲜为人知的是，在医学界，捐献遗体作为医学研究的个体非常之少，像罗一笑小朋友这样的低龄捐献者更是极其罕见，难以满足临床科研的需求。
没有骨灰的陵园 16年的数字只有“2097”
北京东南五环与六环间，有一处公墓，名叫“长青园”。每年清明时节，这里都会迎来大量的祭奠哀悼者。与其它墓地不同的是，陵园一角的“生命”纪念碑处，密密麻麻地刻着一排又一排的名字。有些名字用可粘贴的点缀框了起来，有些名字旁边小心地贴着不足一寸的照片，还要注意不挡住旁边的名字——这是家属从2097个名字中能给予亲人的最后一点“特殊”哀思。
没有骨灰，他们是遗体捐献者。“2097”是截至2015年北京地区遗体捐献的总数。北京志愿遗体捐献工作始于1999年，公开数据显示，1999年至2015年，北京市有19908人报名志愿捐献遗体，2097人实现了遗体捐献。不同于多家医院可接受器官捐献，北京地区只在三所医学院校设置了遗体捐献接受站，分别位于协和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和首都医科大学。这些遗体主要用于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
由于北京地区禁止遗体买卖，因此志愿捐献遗体就成了医学院校实体解剖操作的唯一来源。首都医科大学负责遗体接收工作的王老师介绍说，该校2016年接收了45具遗体捐献，“比往年多点，2015年的数字是40。”北京大学医学部2016年也有所增加：“2016年是73，2015年63，” 北医遗体捐献站工作人员谷培良说，“2008年，遗体捐献只是29具，记得当时老师告诉我，这个数字已经持续了七、八年了，之前都是负增长，直到2009年经媒体宣传过后，数字才出现缓慢增长。”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志愿捐赠遗体接受站2016年接收遗体147具，由于儿童遗体无法用于教学，仅限于科研，因此协和站目前不接收儿童遗体。“协和之所以数量较多，因为很多捐献者是协和的病人，或者对协和有特殊的感情，因此指定到协和来捐献遗体。”工作人员表示。
从全市来看，2015年全年共收到235具捐献遗体，与2014年的231基本持平。“近几年都是二百多，比起之前有所增加。”北京解剖学会秘书长司银楚说。
样本稀缺 十几名学生解剖一具遗体
尽管数字有所增长，但相对于医学院校的临床科研来说，北京解剖学会秘书长司银楚认为仍不能满足需求。“目前普遍来看都是十名或者十几名学生一组，共用一具遗体进行临床解剖操作，比较理想的状态应该是4或6人一组，这样可以保证每个学生的技术操作练习到位。”司银楚介绍说，在医学院校，解剖学是入学后的第一学期的必修课，除了解剖理论的学习，解剖操作对于医学生了解人体结构非常重要，“皮肤怎么切，神经怎么分离，刀怎么拿，这些技能的培养必须需要实际操作。”
同时，司银楚指出，由于遗体捐献的接收数量有限，诸如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等医学院校，就只能通过购买遗体标本或者购置模型的方式完成解剖课。
面对需求缺口，首都医科大学王老师认为，除了等待，没有别的办法。
低龄遗体捐献存争议 样本更是不足1%
据了解，在实现遗体捐献的人群中，以八九十岁的老人为主，也有年仅几个月的婴儿或者低龄儿童。但整体来说，低龄遗体捐献的数量非常少。北京青年报记者从三个接收点和市红会遗体捐献管理办公室了解到，每年的低龄遗体捐献者不超过5个，1999年以来的更少，仅为20个左右，这意味着低龄遗体捐献者约为整体捐献量的1%。北青报记者从首都医科大学得到了类似的答案：“很少很少，今年的45位捐献完成者中，没有儿童。”
这其中的原因不难分析，“遗体捐献是由捐献者自己提出意愿和申请的，儿童的遗体捐献只能由父母或其他亲属代为完成，捐献孩子遗体，对于父母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司银楚说。
对于低龄遗体捐献者，业内有不同的看法。司银楚说，从临床医学的角度来看，人体不同成长阶段的形态、脏器功能和发育情况都不一样，所以不同年龄段的遗体研究都有一定意义的，“另外可以从疾病成因、病理角度等分析儿童疾病，对医学来说是有帮助的。”
在罗一笑遗体捐献后，微博认证为“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道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张晓东”的博主曾发微博表示，“捐献尸体用于医学教学非常值得尊敬，也应当提倡和鼓励，但我个人不赞成儿童尸体用于医学院教学，面对孩子的尸体，医学生很难淡定，很难承受这种心理压力，如果不是作为儿童疾病研究，没有必要。”
探因
只能被动等待 多数捐献者的遗体不能到位
为什么近两万名登记捐献者，只有2097名遗体捐献到位？
简单来说，遗体捐献需要经过捐献者提出申请，公证，捐献者去世后家属通知接收站，接收站联系殡仪车接遗体，随后送往学校保存使用。在这一过程中，“捐献者去世家属通知接受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不能天天打电话去问人家去世没有，这样太不礼貌了，所以只能被动等待。”首都医科大学负责遗体接收的王老师说，“翻翻此前的申请记录可以看到，有些捐献者的年纪已经很高了，但如果家属不联系我们，我们永远无法得知捐献者是否健在，是否有可能实现捐献，这些答案只能等待。”
因此，在首都医科大学的接收站，王老师会嘱咐捐献者与家人充分沟通，“只有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才能真正实现捐献者的心愿。”王老师举例，前段时间有一位去世的遗体捐献者，直系亲属按照逝者遗愿通知了学校，但旁系亲属不同意捐献，为避免矛盾激化，最终学校取消了已经订好的殡仪车。
北京解剖学会秘书长司银楚对此也有同样的看法，“如果家属不同意捐献，我们是不能勉强的，遗体捐献是自愿的，充分尊重捐献者及家属的意见。
对话
上课前需向“大体老师”默哀鞠躬
对话人：首都医科大2012届临床专业生郑超
遗体捐献完成交由学校保管后，将以“大体老师”的身份在医学院的实验室内度过“延长”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作为首都医科大学临床专业的一名2012届毕业生，郑超回忆起大学时代的“大体老师”，仍记得第一堂课的紧张，以及对“大体老师”的无限敬意。
北青报：“无语体师”和“大体老师”的称呼有何不同？
郑超：各个高校对于捐献的遗体都有各自的称呼,“无语体师”和“大体老师”都是相同的概念。在我们上第一节解剖实践课前，老师强调上课纪律，用到了“大体老师”这个称呼，此前也有听过，这是对遗体捐献者的尊称，所以我们也都这样沿用。解剖分为局部解剖和系统解剖，捐献的遗体就是用于系统解剖，帮助我们对人体有个整体了解，可以说没有他们，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对解剖、对人体无法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应当被尊称为老师。
北青报：课前有什么特殊仪式和纪律吗？
郑超：在准备上课前，老师会强调捐献的遗体来之不易，由于数量不是很多，我们要格外珍惜。要求我们尊重逝者，尊重大体老师，不能拍照、不能嬉戏。讲完这些要求后，我们集体向大体老师默哀，并鞠躬表达敬意。
北青报：第一次面对“大体老师”是什么样的心情？
郑超：我们在大一的第一个学期就有解剖课，前两个月是理论课，11月开始有操作课。十八九岁的年纪，对解剖除了好奇，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紧张感的。所以在实际操作课开始前，我们会向高年级的师哥师姐询问上课情形，这样也就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当真正面对“大体老师”的时候，其实考虑心情的就很少了，更多的是在想要珍惜，把每一步操作做到位，不浪费机会。记得那会儿大家上其他课可能直接就去听了，但解剖操作课前，我们都会预习一遍，以便达到最好的练习效果。
北青报：上课的情形是什么样的？
郑超：上课是在学校的实验室，不陌生。全班分成四组，每组十几个人，站在大体老师两侧。老师会点出操作要点和注意事项，接着我们就开始操作。大家会轮流进行，通过切割暴露后逐层去看肌肉和血管等部位。 就算课本是彩页，也跟真正看到的人体结构是不一样的。这些认知和技能，如果没有“大体老师”，我们是无法获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