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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县农村小学关闭3年后重开 村里凑30万保证金

kina 2016-10-26 10:11:45 手机版

   贫困县,大多处于距离省会城市和中等城市较远的地区,信息封闭,交通不便,人们生活质量较差,教育质量与水平更是与正常教育水平相差甚远。为了让贫困县的孩子们能够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当地政府以及居民都付出了不懈努力。日前,据悉一贫困县农村小学关闭3年后重开,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在家门口上学,可喜可贺。

  那吕梁山中群峰环抱的校园成了黑色的煤炭堆场。乔子头与学校有关的很多痕迹都不在了,课桌板凳、教学用具,甚至暖气片都被拆走。孩子们离开村子出远门求学。教室门口挂上了“红白理事厅”的牌子,见证了乔子头村此后每一场隆重的婚丧嫁娶。

  在有据可考的村志里,乔子头学校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农民窑洞的炕头上。它获得过世界银行贷款,接受过企业捐资,它距今最近一次兴建校舍是在12年前,占用了15亩耕地,牺牲了1000多株枣树,但在2012年夏季,它告别了最后4名学生,宣告关闭。

  21世纪开头的10多年里,中国农村到处都能看到类似的变化。那些在“人民教育人民办”的口号下,靠乡亲添砖加瓦办起的农村中小学经历了大范围的“撤点并校”。在2000年到2010年间,农村小学减少了一半,平均每一天有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中学消失。

  因此,乔子头学校的关闭既不稀奇,也不重大。

  但是,在关闭3年之后,乔子头学校又活了过来。在山西省吕梁市国家级贫困县石楼县,像它这样死而复建的农村小学,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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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子头村的“新班子”,一门心思要复建这所学校。

  2015年正月初二,新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召开的第一次村民大会上,这个计划就被作为“第一件事”提出。

  会议在教室改成的“红白理事厅”里举行,屋子被打工返乡的村民填得满满的,背景还是不久前办喜宴留下的红色“喜喜”字。这也是村小复建的首次动员大会。没出正月,第二次动员大会召开了,全村几百号人拍了张“全村福”。

  “不重视教育的村委,不是合格的村委。”村委会主任刘喜生多次说,如果学校恢复不了,自己这个村主任“不当也罢”。他的手写发言稿有点潦草,还有不少错别字,但他一再强调,学校“关乎未来”。

  村支书刘直旺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学校停办前疏于管理,老师上午10点多才来,下午4点便离开。生源鼎盛时有300多人,逐步流失。久而久之,看到村小衰落趋势,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到县城。后来还有二三十名学生没走,当学校一撤,他们也被迫转走。

  他说,乡亲们重视教育,许多家长到县城租房陪读,有家不能归,有地无法种,牲畜没法养。村小被撤之后,这些父母送孩子出去上学,坐在三轮车里的铺盖卷上,有的搂着孩子直哭。学校销声匿迹,村庄也随之凋零。

  “年轻人全走了。”刘直旺说,学校撤销的几年间,村子平日里冷清极了,只有犬吠和过路大货车的轰隆声才能偶尔打破寂静。

  刘直旺前几年多次在村里的党员代表会上提出要重建小学,一直没得到响应。2014年的一个晚上,他找到了刘喜生和本村走出的公办教师刘保平,“密谋”恢复小学一事。

  不久,村委换届,刘直旺、刘喜生走马上任。

  刘喜生表示,他是“为了办学校才当干部”的。他此前常年在外跑长途运输。

  村委会做过调查,村小关闭后,村里转走了60多户人家的80多名学生,多数人选择去23公里外的石楼县城而非两公里外的裴沟乡中心小学就读,就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条件。其中有很多人,甚至不惜举债。房租等开支加上家里各项损失,每户每年要损失两三万元,全村损失达到150万~200万元。

  而这个村子人均年收入不足2500元,成年男性多外出打工。

  不知怎么办学的村干部,曾去本县和邻县的农村小学考察,也去周边村庄摸过“市场需求”。但他们清楚,最重要的是取得石楼县教体局的同意。

  起初,在县教体局的楼道里,村支书和村主任四处碰壁。刘喜生感到“我们就是个农民”。

  教体局一直担心没有学生,不同意恢复学校。他们提出哪怕办私立学校也可以。但教体局指出,这么大的一个学校不能随便拿来给村里办私立学校。

  2015年4月,刘喜生带着资深教师刘保平所写的《关于恢复乔子头中心村明德小学的请示》第三次去教体局。关于办学经费问题,他们提出,“需要多少村里就给多少,只要教体局出面同意办这个学校就行。”

  “下次带上钱就来,没钱就再也不来了。”他保证。

  根据双方协商,村干部提出,村里可以提交50万元保证金。如果学校办成,招生成功,教体局再将这笔保证金退回。如果办校失败,保证金无须返还。

  教体局同意了。

  2015年5月20日,乔子头村举办了一场“爱心助教仪式”,刘直旺自费搭建了舞台,准备了矿泉水,村民们顶着太阳暴晒到场,有的甚至从省会太原专程赶回贡献力量。

  仪式开始前,村里的秧歌队、锣鼓队喜气洋洋上阵。一首歌曲和一曲萨克斯演奏结束后,刘直旺和刘喜生念出了准备了三四页、由刘保平老师代写的发言稿。

  他们承诺,大家有多少力出多少力,这些钱只是暂借,年底一定还给他们。

  “有人可能要问,万一学校办不起来怎么办……如果真有万一,我喜生就是砸锅卖铁也在年底给大家把钱还上!”

  他们反复强调办学对村子的未来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拿着发言稿的他们显然没有平时说话时自在,时不时磕巴一下,或者偶尔停下喝口水,看看下面大家的反应。

  他们面前放着几个空饮料箱,被贴上了写着“暂助”二字的红纸,准备承载这个村子恢复活力的希望。

  村民出钱的时候话不多,“我多少”是他们交钱登记时的基本句式。谁“暂助”多少钱,被同时写在了一个大横幅的背面,名字金额都一目了然。

  村民拿出三万五万元的有,几千元的有,一二百元的也有。“人有穷富,本事有大小,只要尽心尽力就行。”刘喜生说。

  看到同村人的踊跃,发起此事的刘直旺、刘喜生很受感动。他们觉得一定也能感动县里的领导,于是满心欢喜地各自回家吃起了面条。

  还有企业提供了赞助。接受赞助时,刘喜生跟企业代表站在了主席台后面,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应当站在台前拍照留念。

  总数是65万元。他们原本预计,村民筹到三四十万元已属不易。最多的一户出了10万元,是刘直旺的儿子。刘直旺和刘喜生各出了5万元。

  当刘喜生和刘直旺、刘保平次日开着车,带着一饮料箱人民币来到县里时,他们兴奋地看到,教体局的领导表情很惊讶。

  又跑了几次教体局签下协议之后,他们才拿到了“同意”二字。

  随后,他们开始了为期近一个月的招生宣传。

  临近的曹家峪、坪底、郭家河等几个大村被他们跑了个遍。“政策”包括奖励入学小学生千元、移民子女就近读书免费提供住房并给一块水浇地。他们自掏腰包在村口立了30张广告牌,发了约有500份彩色招生传单。

  首份招生简章称,“望邻近村庄的学生踊跃前来报名,我们将成就你的梦想,让你受到良好的教育。”简章中还承诺开设音乐、美术、书法等培训课程。

  质疑的声音也从没消失过。“现在肯定没人回去”“好是好,但是不信你们能办起来”。每次聚起村民进行宣传时,他们就不免听到这样的声音。

  他们开始自己找校长,找老师。一开始他们找了一位本乡的老教师,有一次村民大会这位老师都已经参加了,但是最后“办不成”的舆论还是吓退了他。“一旦办不成,脸面丢不起”是他最大的顾虑。

  当时,刘喜生熟识的石楼一中教学名师、省级学科带头人张润平刚结束了一次农村支教,本准备七八月回一中。

  他们跑到张老师在县城中的家3次,“死缠烂打”,上午说不动,下午继续说。最后,考虑到个人感情,张润平答应出任校长。

  2015年8月20日,一切工作准备完毕,刘直旺和刘喜生邀请了县教体局和乡中心校等的相关领导,参加了“乔子头农村返乡动员大会”,也是关于这所村小复建的最后一次动员大会。

  开会前,刘直旺骑着摩托,到儿子开的加油站里用报纸包了5万元现金。

  当天,每一个报名的学生,都当场领到了1000元现金奖励。对于真正的贫困户而言,两个孩子领上2000元奖金,顶上了自家男人出好多次短工的收入。

  此时,乔子头学校,这所石楼县面积最大的村小操场,已显得干净整洁许多。他们雇了十几个男村民,在这里刨地、除草,清理恶臭的垃圾,又叫铲车来拉走了几大车煤。野草最高长到了一米多,两个机动三轮车足足运了四十几车才让操场恢复模样。

  2004年乔子头学校新校舍选址于此时,也经历了这样的“开荒”,推平小山包,砍了好枣树。这次清理所花的1万多元,又是村支书、村主任自掏腰包。

  直到9月,整修还未结束,乔子头学校在没有开学典礼的情况下安安静静地开学了。包括幼儿园的孩子,80多人入学,半数是本村子弟。

  只是,领了千元奖金的孩子中,有两人因父母意见不合,并未到校上课。这2000元奖金有去无回。

  今年,乔子头学校复建后的首批3名毕业生产生。学生们顺利升入初中,其中一个男孩还考了乡升学考试的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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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楼县教育局最终收取了30万元保证金。但在2016年农历春节的前两天,又如约返还。

  眼下,乔子头村“暂助”款花名册那满满7页名字里,只有支书和主任的10万元还没返还。他们还总计搭进20多万元到学校的各类开销中。

  从外表来看,占地1万多平方米的乔子头学校很是像模像样,从宽阔平整的操场望去是群山苍茫。拥有16间教室的二层教学楼,建筑面积350平方米的教师宿舍,和飘扬的国旗,挂满的标语、守则和励志故事,构成了这所村小的全部外观。

  操场里的体育设施是生锈的双杠和破烂的篮板。每层楼中间,一道铁门让学校和村委会分治半边,学生数量暂时还不足以填满超过半数的房间。

  校长张润平说,学生均为返乡农民子弟,一年级至六年级有48人,幼儿园孩子有33人。现任正式代课教师6名,临时代教6名,属“二级复式教学”——6个年级的学生坐在3间教室里。两个年级一同授课,一节课40分钟,“只能一个年级讲课20分钟,另一个年级做作业”。

  他说,由于小学教师严重不足,临时代教在县里很常见。

  石楼县教体局宣教科负责人刘志远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目前全县4镇5乡134个行政村中,村小不足10所。乔子头学校有6名教师是教体局派来的正式公办教师,在经费上该校也与其他公办学校一样。

  学校里有几位代教老师,超出了教体局负担的数量,工资由村里负担。一位教师直到辞职,仍被拖欠着每月1200元的工资。村委会没有财力。“我自己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刘直旺担心地说。

  在“全免费”的第一年过去之后,第二年孩子们只需按有关部门规定,交相应的练习册费用即可。三身校服、老师的电脑、学校打印机、两个篮球、几副羽毛球拍和跳绳都由社会捐助。幼儿园的10个全塑摇摇车和两套积木是刘直旺花了2000元自费购买的,小学各科目练习题是张润平自费在县城里买好,再用学校的打印机打好发给学生的。

  老师,尤其是代教老师,同工却只能拿到三分之一的报酬。找到真正喜爱孩子的代教老师成了令校长头疼的事。

  可真的找到后,代教老师中的优秀者,很快会参加“特岗教师”或是公务员考试,谋求更好的个人发展。去年的代教老师中已离职了两位。今年3个新来的代教老师中,也有人正在准备特岗教师的考试。

  “人往高处走,代教老师工资太低了,我们也都理解。”校长说。

  目前,学校的音乐课还是由校长本人亲自顶岗的。美术课老师去坐月子了,于是整个学校没有了美术课。英语老师只有一位,四个年级的英语课程全部压在了这一位老师身上。

  目前的乔子头学校,除校长和体育老师,最大的是一位33岁的数学老师,其他教师一概不超过30岁。

  在张润平的眼中,只有足够的正式教师,才能让这所小学的农民返乡子弟“享受到和城区一样的优质教育资源”。

  这位校长还分析了学校开办以来能维持八十几名学生的另一原因,“去年是经济下行,煤矿行业又不景气,很多人无工可务。一旦经济形势转好,他们又会把钱都投到孩子身上”。

  每一个老师都承认,这所学校主要容纳了留守儿童和贫困家庭、单亲家庭的孩子们。由于“缺乏父爱母爱”“胆小,不说话”“声音很低”,孩子们各有各的问题。

  “经济跟不上”还只是一方面。在县城里上学的孩子们的生活还被漂泊感重重地冲击着。张金梅带着一双儿女居住的8户小院里,房间不足家里客厅的一半大。由于同住的房东家有一名高三备考生,需要午休,张金梅的孩子们只能在屋内安安静静地待着。

  当地有句顺口溜:“孩子荒了,婆姨荒了,土地荒了,家庭散了。”人们露出一种心照不宣、却又有些不好意思的笑容解释它的含义:跳舞、去歌厅、打麻将,是一部分城里备受诱惑的陪读妈妈的生活,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妈妈们中有人跟着城里的“有钱人”走了。

  村里人称县城里的这一面为“花花世界”。乔子头学校复建后,不少人带孩子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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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这些学生,整个村子掏空了它最大的能量与热情。

  “恢复村级学校一座,解决本村及周边村学生的上学问题;大力发展城镇化建设,争取移民工程100套,解决外来上学家庭的住宿问题。”这两条,被写入了乔子头村三年发展规划中。

  学校边有一块空地,在规划图上显示为“移民新村”。在刘直旺的眼里,当移民新村的规划成为现实后,乔子头学校就可以容纳更多学生。届时,村委会会另觅他处办公,把大教室、大院子,蓝天和山峁,全都留给孩子们。

  但是,张润平认为,在教师和经费上若能向农村倾斜,农村学校的这盘棋充分可能盘活。有条件地恢复一些农村小学,在张润平看来,就是指恢复重建像乔子头村这样处于中心村地位农村的基础教育。

  一二年级数学老师刘丹洋说,自己所在的刘家洼村,以前学校有100多人,学校撤掉以后,“村里几乎一个小孩都没了,全在外面,留村里的只有老年人”。

  现在,刘直旺充满干劲儿地想吸引更多的村民回来,让孩子不用再做“留守儿童”。一说到他们正与青岛一位老板谈农副产品加工厂的合作项目,他就会露出兴奋的笑容。“等加工厂办成了,让村里的人到厂里干活儿,到时候厂里能有100多个岗位,在外面打工的就都能回来了”。

  在这里,多数家庭都有不止一个孩子。当大孩子上初中之后,家长也不可避免地要把较小的孩子带去县城陪读。面对这种情况,刘直旺也早早地设想好了。他计划,下一步“我们要办初中”。

  但是,由于自然生育率的下降,就连县城的学生也在逐渐减少。据长期从事初中教学的张校长介绍,原本石楼县初中升高中的考生有2000多名,但现在减少了约一半。

  目前,稳定在八十几名学生的乔子头学校,期待着更多的支持。2012年,教育部曾提出“已经撤并的学校或教学点,确有必要的应当恢复”。

  石楼县教体局的刘志远对记者说:“这个学校在我看来,维持不了几年。后续学生跟不上。现在的学生基本毕业后,很难有什么学生了。主要原因是村里大多数年轻人不在。”他说,虽然从眼前来看,这个学校还红红火火,但是再过几年可能被再次关闭。

  在刘喜生上任后的几次村民大会上,这个操着土话、开过大车、为这个村透支了信用卡的农民说,“这些天好多人都在说‘二百五’。我告诉大家,这是标标准准的‘二百五’,傻子!”

  他说,很多人问他图什么,说小了是为自己,今天投入的万元、百元,都是为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子孙后代在干。他曾在外打拼负债累累,如今为了办学已做好准备,大不了“背上50万元的债务”,再往外跑!(胡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