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才，有些父母对孩子的家教存在许多的问题，甚至有些父母使用家暴的方法来管教孩子，这是非常错误的，近日，贵州的一名9岁女孩被母亲残忍打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一看吧。想要了解更多最新儿童资讯吗？请看女教授课堂上剃光头发为学生们讲解大脑结构。
9岁的贵州省六盘水市女孩丹丹被自己残忍的母亲暴力致死，离世已经一年。但随着近期案件二审终结维持原判，此案再一次引发社会的普遍关注。
“我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我没有故意放任害死女儿，我是一直想和她好好过日子的，我一直都是一个人带她的。”这是上诉人项萍今年2月3日在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庭审时的最后陈述。
项萍正是杀害自己女儿的凶手，与大多数不服一审判决的人一样，此时的项萍除了表示悔恨之外，也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判决书上显示，2014年4月4日早上7点许，项萍用一根4米长的尼龙绳和一根60厘米长的棉绳，将自己的女aa儿丹丹绑在家中卧室的床脚处。其间，这位母亲并没有给孩子提供任何的水和食物。直到6天之后的9日晚上6点，发现此时丹丹已经死亡。
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的判决结果是：这位母亲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维持一审判决。
母亲自述：“过剩的爱”导致了悲剧
“因为女儿丹丹不听话、调皮、不好好上学，并多次离家出走，我恨铁不成钢，又因家庭特殊原因(单亲家庭)、生活所迫，我不上班就没有收入，无奈之下，采取过激的方式，把女儿捆绑在家，不让她到处乱跑。以不给食物为条件，想让女儿答应去上学。没想到，因为我的愚蠢和女儿脾气过于倔强，导致被我虐待致死。”这一段歪歪扭扭的文字，可以想象只有初中学历的项萍，写下来并不容易。
项萍有两段失败的婚姻。当年，她与第一任丈夫离婚之后，儿子被判给了前夫。第二段婚姻，在项萍42岁时，生下了第二个孩子——丹丹。
用项萍自己的话说：“我一心一意想要一个孩子，再婚之后我就去祷告成子。不幸的是，女儿刚出生一个月零几天，第二任丈夫就离家出走。”
此时，照顾孩子的生活重担一下子就压在了她一个人身上。她带着女儿与父亲和姊妹一大家住在老城区的一幢三层小楼内，项萍和女儿住在二楼。
项萍找到了一份当地一家大型商场的保洁工作，每天早上8点半到3点半，或者下午3点半到晚上9点半，只有1000元左右的收入，而且商场要求保洁员不能带着孩子来上班。
根据项萍在侦查卷宗中的口供，女儿并不让她省心。她说：“离家出走了好几回，都是我把她找回来的。孩子性格有点古怪，虽然学习成绩不错，但是不爱上学，喜欢往外面跑，每次都是跑出去几天，所以我每次找她回来气不过就用细条子打她。”
她还曾对媒体透露，丹丹还与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开房”。
为了教育孩子，项萍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2014年4月4日早上7点，我要上班。但我怕我走了之后，丹丹又跑出去。我就随意拿起了一根长尼龙绳捆在她身上，从肩膀绕过腋下，又在她的手上绕了3圈，并把她的双手绑在后背，固定在床边，绳子留了五六十公分。这样她就不能到处乱跑了。”她说。
丹丹只能躺在地上的烂衣服上面，不能躺在床上。而4月的六盘水，天气并不暖和。
“小丹，我去上班去了，回家来我再和你谈谈。”项萍对自己的举动作出了解释，她说：“4月6日到4月8日，我每天早上都是7点过了就去上班，晚上七八点钟才回来，每天晚上我都是和张琼丹谈心，希望她能听我的话去读书，但是她一直不说话，还用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看，她这种态度每次都让我更生气，所以我都一直没给她吃的和水喝。”
在辩护律师见面记录中，项萍都回答，每天下班都会与孩子沟通。
“4月9日早上8点许，我起床准备去上班的时候，我喊丹丹，她侧身躺在地上抬起头愣着看我，我没管她就去上班了。”项萍表示，“直到晚上6点许，我回到家，我喊丹丹，她没有答应我。我走进去看见她眼睛睁着，眼球已经不会动了，口腔也是张着的，我摸她的手是冷的，我害怕她出事情，于是就解开绳并把她抱在床上躺着，我先倒了一点水喂她，但是喂不进去。我又去煮稀饭来喂她，但是她没有答应我，我就怀疑丹丹已经死亡。我喊我父亲，家人来之后确定她已经死亡，于是与兄弟一起来公安机关报案。”
社会如何应对让人绝望的冷漠
“我有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按照我们当地农村的说法，这是最幸福的。我女儿死了，这是命，还有什么办法呢？”丹丹的父亲叹了一口气，带着有些没落的语气说。
不过，在同母异父的哥哥看来：“妹妹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解脱，这就是一个悲剧，她当初就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与丹丹的家人一样，重提案情让不少人痛心。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微博]青年教师郑伦认为，不管整个过程是什么样的，他母亲供述的是否属实，我们都可以看到，孩子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作为一个社会而言，我们更要反思为什么住在一起的亲人、邻居、同学、社区这么多人，没有发现丹丹遭遇家庭暴力？
中国传统的“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才”的教育观念，已经在很多人内心固化，不少人认为父母管教孩子，旁人没必要插手，更不会在发现别人家小孩遭受到家庭暴力的时候去选择报警。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副教授何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对少年儿童的保护中，要建立‘监督——报告’制度。对于家长[微博]和孩子来说，相对应的是‘施暴者——被施暴者’。对于旁观者来说，有义务和责任对孩子的权利保护的支持。如果靠正规机构的话，力量还是远远不够的，要发挥社会工作者的作用，面对危机就能及时介入。”
作为审判本次案件的二审法官，石瑞勇长期从事青少年案件的审判工作，他深有体会地提出观点：“丹丹案件是不该发生的悲剧。如何保护青少年，仅通过司法手段很多时候已经晚了，需要建立全社会共同的保护体系，光靠哪一家都不能很好完成保护的工作，学校、社区和司法机关应建立联动体系统。同时，还要提高青少年的自我法律保护意识，也能主动保护自己。”
“司法机关、民政、妇联、团组织、NGO等各方面，在青少年问题上，是不是要整合成一个统一的管理平台，通过大数据的分享，采用精细化的手段来管理问题和解决问题，通过科技手段来应对社会冷漠，以减少悲剧的产生，这值得我们思考。”何玲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郑伦认为，一些特别的社会群体不能忽略，比如单亲母亲。由于缺少父亲在家庭中承担的角色，单身母亲容易在孩子管教中出现过激行为，直至悲剧发生。目前的现状是缺少缓冲和监督的力量。
据团六盘水市委透露，他们正与六盘水师范学院合作，正在共同筹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以更好的维护青少年权益，预防类似的悲剧再发生。
质疑：“过剩的爱”背后是迷信和愚昧
丹丹的班主任张老师，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担任丹丹的班主任。看了媒体的报道后，心理一直压着一个疑问，总是觉得项萍的说法，与自己了解的情况不一样。
其实，丹丹的成绩靠前，在大多数的时候，语文能考到80多分，数学成绩也在80到90分之间。
“根据我对她的了解，孩子并没有出现厌学的情绪。只是偶尔少完成作业，不会不做作业。”说起丹丹的学习情况，张老师语气特别肯定地说。
张老师清楚地记得，丹丹从来没有离家出走。就是在一年级的下半学期，一次玩的时候，大孩子们把她的书包提走了。没有书，她就不敢来上课了，出门的时候与她妈妈一起走，之后又悄悄溜回家不敢上课，但是从来没有听说离家出走。
“以我的了解，孩子还小，根本没有与社会上的人接触，更不可能被一个十七八的男孩带到宾馆。”张老师说出了自己的判断。
这一说法得到了商场方面多位工作人员的证实，在商场员工中，并没有类似年纪的小伙子，更没有听说过与小女孩有接触带着去宾馆。
认识丹丹的邻里也向记者表示，丹丹平时特别乖，也特别懂事，经常给上班的妈妈送饭。对于一个9岁的小女孩，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不可能与社会上的青年交往。
事实上，让人存在疑惑的还有，丹丹并不是4月才没上学，而是更早。可是，这一段，项萍在供述中并没有提及。
2014年3月13日，这一天张老师所带72位学生中，有两名学生没来上学，其中一位就是丹丹。
“我就到办公室给丹丹的母亲打电话，我问了丹丹为什么没来上学。她母亲说孩子病了，请假一天，带她看病。我就叮嘱她，让她赶紧带着孩子看病，不要耽误。当时在上乘法课，算是重要的内容，我希望丹丹能尽早上课，不要落下功课。”张老师说，他也是这个班级的数学老师。
第二天是周五，张老师又打电话，丹丹的母亲还是表示请假一天。到了第二周的周一，张老师又给项萍打电话。他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丹丹的母亲在刚接电话的时候，说了一句脏话。但是她马上意识到自己说得不妥。她对我说丹丹不想读书，身体比较弱。我说干脆让孩子休息两天，她母亲答应了。”这让张老师感觉比较纳闷。
张老师介绍，期间他还多次给丹丹的母亲打电话，他还专门嘱咐丹丹的母亲把看病的发票留好，到时候可以报销。
在张老师的日志本上，清楚地记着给丹丹家4次打电话的记录。“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几次打电话都没有记录下来。”张老师翻着本子给记者看。
其中，在3月31日，也就是丹丹离世之前。张老师再次给项萍打电话，以为孩子身体不好，就催促其给丹丹办理休学证明。项萍却对老师说，孩子的病情严重了。
直到现在，张老师不能理解项萍为什么要隐瞒。不过，项萍在打电话时的平静态度，让他当时没有想到丹丹会遭遇家庭暴力。
一位了解情况的丹丹亲戚项嵘透露，在随后的清明节，正好就是问题爆发的关键节点。
熟悉项萍家中情况的人说，项萍家里整体比较迷信。项萍的母亲就会“算命”，家里的女人基本都好这个，只不过没什么人来找他们算命。
“项萍的妹妹从上海回来走亲戚，待了半年了，与项萍就吃住在一块。她说丹丹是鬼，长大了之后对母亲不孝顺。于是，在4月5日清明节当晚，丹丹的母亲、小姨还有一个表舅就一起打丹丹，说是驱鬼，打了两个小时。”项嵘对记者表示，他比划了棍子有胳膊左右粗。
他义愤填膺地说：“项萍是主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她一直受到她妹妹的怂恿，她妹妹也逃不了干系。丹丹死了当天，她妹妹就连夜走了，不敢露面。项萍也不说，就一个人把责任承担下来。”
这一说法，在当地老城中已经流传。住在附近的街坊对记者表示：“孩子被打过，但是家里人都不说，也装作不知道。”
而在相关的卷宗中，并没有提及项萍的妹妹。而经过记者通过社区核实，项萍的确有一个比她小12岁的妹妹，在多年前嫁到了上海。
丹丹的父亲听到了类似的传言，他一直想问项萍，但是项萍已经服刑，没有见面的机会。丹丹的父亲对这个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在卷宗中记录这样一个情况，与项萍同是居住在二楼的兄弟说：“我的窗子后面就是项萍的门……期间并没有听到过什么动静，一直持续到晚上我才听说外甥女丹丹死在家里。”
如今，项萍和兄弟们所住的老房子正面临拆迁，大家都搬出去住了，很多细节也无从核实。
丹丹在她生命最后的这几天，到底遭遇了什么样的情况？除了项萍之外，还有没有人对她实施暴力？随着孩子的离去，这些都在人们心中化作了巨大的、也许永远待解的问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