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劳动力缺失情况极其严重，为了有效解决这一现实问题，二孩政策如愿开始实施，但是，当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以后，很多人并没有生二孩的打算，这究竟是为哪般呢？据调查发现，其中经济压力为主因。
湖北宜昌发公开信号召机关单位的党员、团员带头生二孩一事引发高度关注，这一做法背后，宜昌究竟面临怎样的人口形势？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悉，2015年8月，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组成的课题组，对宜昌的生育现状做过一次调研，结果显示，目前宜昌育龄妇女人均有 0.72 个孩子，显示宜昌已进入超低生育水平。
调研还显示，宜昌明确表示要二孩的妇女占 35.69%；明确表示不要二孩的占50.16%；没有想好的占 14.15%。
不想要二孩的首要原因源于经济压力，孩子的教育费用太高是造成经济压力的主要原因，而婚嫁成本高是造成经济压力的第二大原因。
调研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结论，“入托或入幼儿园免费”的政策对激励生二孩效果最为明显。
参与前述课题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石智雷告诉澎湃新闻，宜昌从2000年开始就进入超低生育水平，近些年生育率还在持续下降。随着二孩政策的逐步实施，该地区的生育率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反弹。想要实现生育率的有效回升，要达到更替水平非常困难，宜昌市的持续低生育水平已经严重影响到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
石智雷建议，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各地区应该根据各地的不同生育水平和发展实际，制定差异化的生育配套政策，而不是一刀切实施统一化的政策措施，公共政策应该走向灵活性和多样性。
9月18日，宜昌市卫计委网站挂出一封《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致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下称“宜昌公开信”），呼吁市直机关、事业单位里的党员、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透彻了解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重大意义，用实际行动带头响应党中央号召。“年轻的同志要从我做起，年老的同志要教育和督促自己的子女”，宣传生育两个子女的好处和一个子女的风险，引导群众负责任、有计划地生育第二个子女。
宜昌育龄妇女人均0.72 个孩子
这份名为《低生育地区生育政策响应》的报告，副题为《宜昌市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调查 超低生育风险评估报告》。调研于2015年8月启动，课题组由湖北省卫计委主任杨云彦牵头，成员包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石智雷等9位成员。
之所以选择宜昌作为研究样本，是因该地生育率长期保持在一个较低水平，目前已连续 20 年处于 1.0 左右。从经济发展程度来看，宜昌既包括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县域，也包含经济发展相对较差的县域。此外，宜昌所辖各县市地形结构丰富，既有可以生育二孩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又有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县市。对宜昌市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分析具备典型意义。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测算结果显示，2000 年之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就已经进入 1.3 以下，近年来更是表现为持续走低之势。这份调研报告称，低生育水平已经成为中国人口的基本国情之一，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极为相似的新加坡、日本、韩国，在经过长时间的控制人口政策后，都选择了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研究宜昌市的人口转变过程，可以为中国人口政策的选择提供参考与借鉴。
课题组从2015 年 8 月开始实地调研，首先以宜昌市全员人口数据库为基础，从处于 15-60 岁年龄段的女性中随机筛选出 400000 个样本，抽样信息包括女性的出生时间、受教育状况、户籍、婚姻状况、居住地、户籍地以及子女信息等内容。然后，进行深度访谈样本再抽样，抽取 1000 个访谈对象。
调研结果显示，目前宜昌市育龄妇女人均已有子女不足 1 人，宜昌育龄妇女人均有 0.72 个孩子，其中城市育龄妇女人均有 0.69 个孩子，农村育龄妇女人均有 0.74 个孩子。
课题组发现，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生育孩子的数量逐渐减少。在城市，小学以下文化程度育龄妇女18.8%拥有 2 个孩子，而大专以上学历这一比重下降为 6.2%。
而利用各个分年龄组生育率相加之和来测算总和生育率，2014 年宜昌市总和生育率为 0.79 ，按学术界标准属于超低生育水平。数据显示，从 2000 年到 2014 年宜昌市生育水平总体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教育费用和婚嫁成本高是生二孩主要阻力
调研报告分析，长期的低生育水平可能导致低生育陷阱的发生，不利于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探讨低生育水平地区的生育意愿，对于预测未来生育水平演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据显示，78.24%的宜昌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 2 个。理想子女数是指不考虑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育龄妇女希望生育的孩子数量。
但现实中，实际的生育意愿要远低于理想状态。调查数据显示，宜昌明确表示要二孩的妇女占 35.69%；明确表示不要二孩的占50.16%；没有想好的占 14.15%。有意思的是，育龄妇女明确要二孩的比例随着其文化程度提高而下降，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育龄妇女要二孩的比例最高，为 43.4%；本科文化的育龄妇女这一比例最低，为 18.75%。
调研组发现，不想要二孩的首要原因源于经济压力，孩子的教育费用太高是造成经济压力的主要原因，而婚嫁成本高是造成经济压力的第二大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35 岁以上育龄妇女因“年龄大了”而不要二孩的比例显著增加，这成为她们不要二孩的第二大原因。这个群体主要为70后，他们是呼吁出台全面二孩政策的主要群体，不过很多人因年龄原因无法再生育。
数据还显示，35 岁及以下育龄妇女因为“没有精力带孩子”的比例较高，在不想要二孩的原因中排列第三，紧随其后的原因以此是“有一个孩子就够了”、“好好培养一个孩子”、“再生会降低生活质量”等。
如何让人们生得起也成为全面二孩政策后舆论关注的焦点。宜昌发布的公开信中提到了一些鼓励生育二孩的具体措施，如“开展二孩生育全程免费服务；进一步延长产假，建立免费婚检、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假期制度；合理规划和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扩大婴幼保育和教育容量；加大医疗保健机构妇产科、儿科服务供给，加强对高龄孕产妇和不孕不育人群的服务指导等。”
“入托或入幼儿园免费”对激励生二孩最有效
在调查中，课题组成员模拟了四个方面的激励政策，追问没想好是否需要生二孩和准备不要二孩的受访者，他们的回答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人们的顾虑所在。
模拟的激励政策包括：
第一，“如果对第二个孩子，每个月发放抚养补贴 100 元，直到孩子 18 周岁，你会再生育吗？”
第二，“如果对第二个孩子，由国家提供 2000 元的婚嫁保险，你会再生育吗？”
第三，“如果对第二个孩子，实行入托或入幼儿园免费，你会再生育吗？”
第四，“如果对第二个孩子，直接追加分配一人份的田地和宅基地，你会再生育吗？”
调查结果显示，受到各种政策激励后，响应政策选择再生育人群的总比重为 44.1%。该比重值具有政策激励效果的上限意义，即在特定的政策措施之下，育龄妇女响应政策而选择再生育的比重不会超过 50%。
值得注意的是，在四个方面政策激励效果的横向比较中，“入托或入幼儿园免费”的政策激励效果最为明显，且明显高于其他政策试验的激励效果。这或许能反映“入学难”的普遍现实。
调研报告分析，虽然人口还将持续十几年的惯性正增长，但是由于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积累起来的人口负增长惯性已经难以维持社会更替的需要。针对目前调研地点生育水平长期低迷现象，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该意识到长期的累积效应必将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构成巨大的潜在威胁，政策的积极干预已经势在必行。
课题组建议，要解决“生得起”的问题，需要建立二孩抚育公共成本分担机制， 2016 年应基本健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计划生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项目，防止生育高峰时期对公共服务产生的压力风险；到 2018 年，优惠性政策对生育行为起到了良好的导向激励作。
“如果公共服务不先行、不到位，即使生育政策放开，很多家庭也不敢轻易生育二胎，‘生下来就是给社会添堵、然后在社会受苦’，成为家庭放弃二孩生育行为的重要原因。”调研报告这样分析。
课题组建议，未来的政策方向，应对于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最少提高 5%-10%左右的财政支持，确保能够稳定承接开放性人口政策放开的公共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