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生老病死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每个人都逃不开死亡的命运。在中国，“死亡”是大家很避讳的词，人们都不愿谈及死亡，但是正式由于我国传统观念的问题，导致很多孩子们丧失了良好的死亡教育。大家还想看其它家庭教育相关的内容吗？请看家庭教育的理念是什么。
见惯生死的医生面对死亡
也很难超脱
普通人很少能直面死亡，但在医院的急诊科医生则完全不同——急诊科每天都在上演生离死别。中日友好医院急诊科张国强在急诊科工作了20多年。他说，即便是他面对亲人的离去、面对患者的离去也不可能内心没有波澜，“只不过医生在患者或者亲人离去的时候更沉稳、更镇定，更有条理。”
张国强还记得十多年前，有个17岁的女学生来到他们这里就诊。小女孩最初只是感冒，等她到中日友好医院急诊看病时，已经发展到循环不好、血压不稳定了。不过，小女孩的意识仍然很清楚。“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把她送到抢救室的过程中，她拉着我的手、看着我说：‘我是不是不行了？’”张国强躲开了她的眼睛，“从病情来看，确实非常严重。”张国强知道小女孩的病是暴发性心肌炎，但他还是说：“没关系，你到我们这儿，我们肯定尽全力。”考虑到小女孩之后可能会出现的一系列情况，医院把所有的抢救设备和仪器搬到了抢救室。但是20分钟后，女孩病情就急剧恶化，出现了致死性的心律失常，很快离开了。“在抢救中，我们看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那种情景，她的父母就跪在那里……”
在这个女孩离开之后，张国强一度不想当医生，“我觉得医生也很无助。”他曾经彷徨，但后来他明白：“虽然在救治方面医生或许不能逆转病情，可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给病人以尊严，给病人、家属以安慰。”
居丧反应是正常的心理过程
一个人濒临死亡之际，他的亲朋好友便会产生一系列心理反应，这就是居丧反应。“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居丧反应是所有居丧反应中最严重的一种。”王彦玲说，居丧反应主要是由心理冲击带来的心理反应，包括想逃离人群、回避亲人死亡的现实、过度内疚等；还有一些家属会执意完成死者未竟之事，而不考虑它是否重要。其实，居丧反应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反应，根据每个人的心理承受度持续的时间长短不一，有的人很快能从居丧反应中走出来，有的人则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即使最严重的居丧反应一般也就持续约两个月左右。“如果亲人离去半年后还不能从居丧反应中走出来，就必须要求助于专业的心理咨询师。”
一个人出现居丧反应后，最重要的就是要重新建立生活的意义。“为什么孩子离去后的居丧反应是最重的？”王彦玲说，在我国，绝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这就导致一个家庭往往以孩子为中心，孩子实际上是一个家庭的精神支柱。一旦这个支柱塌了，对家庭成员的影响可想而知。这种情况必须要重新建立生活的意义，要让他们知道，生活中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居丧反应会慢慢变得淡下来。一般来说，5年之后，即使是最严重的居丧反应的人也能够相对平静地讲述亲人离去的事情。
人人都做心理干预专家
最近几年来，心理救援已经成为一些灾难事件发生之后的“标准配置”。5·12汶川地震后，北京安定医院的专家们曾经到四川灾民的帐篷里面为他们进行心理干预。去年4·20芦山地震后，北京的心理专家再度奔赴灾区。前段时间，马航客机失联后，北京回龙观医院的专家们分批走进家属住地，截至目前已派出18名心理援助专家与120、999一起参与机场和乘客家属住地的医疗保障工作。参与心理保障工作的医院心理专家们每天早晨6点多开始工作，一直要到晚上十一二点，等所有乘客家属都回房间后才能回去休息，而且24小时开通心理专线，随时接待家属心理咨询和随时处置各种突发事件。
王彦玲说，“亲人去世”这样的危机实际上每个人都不可避免，不可能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个心理专家来进行心理疏导，因此，亡者家属的亲朋好友就是最好的心理危机干预者，在此大难时提供心理帮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这时候，懂一点点心理知识非常重要。其实，面对死者亲属，重要的一点是减少不当措施。比如，人们往往不敢把真相告诉死者亲属，结果时间越拖越长，谎话越编越多，反而造成许多矛盾和心理压力。“一个人最痛苦的时候就是不知道结果的时候，这种时候对一个人的刺激非常大；一旦事情完结了，痛苦反而会更快地过去。”很多参加过高考的人，经常会梦到考试的场面，这说明高考对他来说属于一种“重大刺激”，遇到精神紧张的情况，就会梦到高考的场景。
一般亲人离去后，活着的人会经过1到2周的混乱期。其他的人要帮助居丧反应比较重的人尽量避免接触能够触景生情的环境，比如可以改变居家环境或者到其他地方去住一段时间。现在有些人信仰宗教，“不管是信佛还是信上帝，宗教对死亡的解释，能够起到心灵慰藉的作用。”王彦玲建议那些出现居丧反应的人，可以多与朋友谈谈，倾诉一下，也能够减轻压力。而他的朋友们要尽量倾听他的宣泄，而不是说“你别哭，要坚强……”适当增加运动也能够减轻居丧反应。“亲人离去后，不要闷在家里，要多出去走走，可以到商场等人比较多的地方，也可以去晒晒太阳。生活要尽量规律，按时起床，按时睡觉。”王彦玲提醒，如果一个人两个月后还不能从居丧反应中走出来，还是不停地“闪回”一些场面，最好找心理医生看看。王彦玲曾经接诊过一个患者：她的哥哥去世半年后，嫂子都不哭了，可她还经常哭。“出现了这种应激障碍，必须要借助专业人士的专业指导。”
不妨给自己和孩子补上
死亡教育这一课
几乎没有人在一生中能永远躲开死亡对心灵的冲击。一个人如何面对自己的死亡？如何面对亲人的死亡？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学习。现在孩子们接受的教育五花八门，从课堂内延伸到艺术、科技、体育……但对于死亡的教育几乎为零。“家长在对孩子进行风险教育、减灾教育的同时，最好也可以加上对死亡的教育。”王彦玲说，清明节就要到了，可以带孩子去祭拜已经故去的亲人，看看墓碑，告诉他们这也是人生的一个过程，没有那么可怕。不要老用鬼神吓唬自己、吓唬孩子。只有家长能够正确面对死亡，才能够让孩子正确面对死亡。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死亡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当我们看到很多西方人平静地处理自己身后的财务，坦然谈论和面对死亡的时候，都会觉得他们真有勇气。但其实他们也对死亡心存恐惧和疑惑，只不过各国的习俗和宗教有所不同而已。对于这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自然规律，世界上很多国家开设了正式的教育课程，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面对它。
死亡教育包括死亡的本质及意义，对死亡及濒死的态度、处理及调适。研究者普遍认为，死亡教育目标是带给社会更多温暖，令人们更加正视生命。
在国外，死亡教育已相当成熟。上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从幼儿园到大学都逐步开设了这门学科，医院和社会服务机构也有相关座谈会、研习会。在英国和德国的小学课堂上，殡葬业人员或护士会教授人死时发生的事，并让学生模拟遇到父母车祸身亡等情形时如何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