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县，大多处于距离省会城市和中等城市较远的地区，信息封闭，交通不便，人们生活质量较差，教育质量与水平更是与正常教育水平相差甚远。为了让贫困县的孩子们能够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当地政府以及居民都付出了不懈努力。日前，据悉一贫困县农村小学关闭3年后重开，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在家门口上学，可喜可贺。
那吕梁山中群峰环抱的校园成了黑色的煤炭堆场。乔子头与学校有关的很多痕迹都不在了，课桌板凳、教学用具，甚至暖气片都被拆走。孩子们离开村子出远门求学。教室门口挂上了“红白理事厅”的牌子，见证了乔子头村此后每一场隆重的婚丧嫁娶。
在有据可考的村志里，乔子头学校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农民窑洞的炕头上。它获得过世界银行贷款，接受过企业捐资，它距今最近一次兴建校舍是在12年前，占用了15亩耕地，牺牲了1000多株枣树，但在2012年夏季，它告别了最后4名学生，宣告关闭。
21世纪开头的10多年里，中国农村到处都能看到类似的变化。那些在“人民教育人民办”的口号下，靠乡亲添砖加瓦办起的农村中小学经历了大范围的“撤点并校”。在2000年到2010年间，农村小学减少了一半，平均每一天有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中学消失。
因此，乔子头学校的关闭既不稀奇，也不重大。
但是，在关闭3年之后，乔子头学校又活了过来。在山西省吕梁市国家级贫困县石楼县，像它这样死而复建的农村小学，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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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子头村的“新班子”，一门心思要复建这所学校。
2015年正月初二，新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召开的第一次村民大会上，这个计划就被作为“第一件事”提出。
会议在教室改成的“红白理事厅”里举行，屋子被打工返乡的村民填得满满的，背景还是不久前办喜宴留下的红色“喜喜”字。这也是村小复建的首次动员大会。没出正月，第二次动员大会召开了，全村几百号人拍了张“全村福”。
“不重视教育的村委，不是合格的村委。”村委会主任刘喜生多次说，如果学校恢复不了，自己这个村主任“不当也罢”。他的手写发言稿有点潦草，还有不少错别字，但他一再强调，学校“关乎未来”。
村支书刘直旺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学校停办前疏于管理，老师上午10点多才来，下午4点便离开。生源鼎盛时有300多人，逐步流失。久而久之，看到村小衰落趋势，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到县城。后来还有二三十名学生没走，当学校一撤，他们也被迫转走。
他说，乡亲们重视教育，许多家长到县城租房陪读，有家不能归，有地无法种，牲畜没法养。村小被撤之后，这些父母送孩子出去上学，坐在三轮车里的铺盖卷上，有的搂着孩子直哭。学校销声匿迹，村庄也随之凋零。
“年轻人全走了。”刘直旺说，学校撤销的几年间，村子平日里冷清极了，只有犬吠和过路大货车的轰隆声才能偶尔打破寂静。
刘直旺前几年多次在村里的党员代表会上提出要重建小学，一直没得到响应。2014年的一个晚上，他找到了刘喜生和本村走出的公办教师刘保平，“密谋”恢复小学一事。
不久，村委换届，刘直旺、刘喜生走马上任。
刘喜生表示，他是“为了办学校才当干部”的。他此前常年在外跑长途运输。
村委会做过调查，村小关闭后，村里转走了60多户人家的80多名学生，多数人选择去23公里外的石楼县城而非两公里外的裴沟乡中心小学就读，就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条件。其中有很多人，甚至不惜举债。房租等开支加上家里各项损失，每户每年要损失两三万元，全村损失达到150万～200万元。
而这个村子人均年收入不足2500元，成年男性多外出打工。
不知怎么办学的村干部，曾去本县和邻县的农村小学考察，也去周边村庄摸过“市场需求”。但他们清楚，最重要的是取得石楼县教体局的同意。
起初，在县教体局的楼道里，村支书和村主任四处碰壁。刘喜生感到“我们就是个农民”。
教体局一直担心没有学生，不同意恢复学校。他们提出哪怕办私立学校也可以。但教体局指出，这么大的一个学校不能随便拿来给村里办私立学校。
2015年4月，刘喜生带着资深教师刘保平所写的《关于恢复乔子头中心村明德小学的请示》第三次去教体局。关于办学经费问题，他们提出，“需要多少村里就给多少，只要教体局出面同意办这个学校就行。”
“下次带上钱就来，没钱就再也不来了。”他保证。
根据双方协商，村干部提出，村里可以提交50万元保证金。如果学校办成，招生成功，教体局再将这笔保证金退回。如果办校失败，保证金无须返还。
教体局同意了。
2015年5月20日，乔子头村举办了一场“爱心助教仪式”，刘直旺自费搭建了舞台，准备了矿泉水，村民们顶着太阳暴晒到场，有的甚至从省会太原专程赶回贡献力量。
仪式开始前，村里的秧歌队、锣鼓队喜气洋洋上阵。一首歌曲和一曲萨克斯演奏结束后，刘直旺和刘喜生念出了准备了三四页、由刘保平老师代写的发言稿。
他们承诺，大家有多少力出多少力，这些钱只是暂借，年底一定还给他们。
“有人可能要问，万一学校办不起来怎么办……如果真有万一，我喜生就是砸锅卖铁也在年底给大家把钱还上！”
他们反复强调办学对村子的未来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拿着发言稿的他们显然没有平时说话时自在，时不时磕巴一下，或者偶尔停下喝口水，看看下面大家的反应。
他们面前放着几个空饮料箱，被贴上了写着“暂助”二字的红纸，准备承载这个村子恢复活力的希望。
村民出钱的时候话不多，“我多少”是他们交钱登记时的基本句式。谁“暂助”多少钱，被同时写在了一个大横幅的背面，名字金额都一目了然。
村民拿出三万五万元的有，几千元的有，一二百元的也有。“人有穷富，本事有大小，只要尽心尽力就行。”刘喜生说。
看到同村人的踊跃，发起此事的刘直旺、刘喜生很受感动。他们觉得一定也能感动县里的领导，于是满心欢喜地各自回家吃起了面条。
还有企业提供了赞助。接受赞助时，刘喜生跟企业代表站在了主席台后面，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应当站在台前拍照留念。
总数是65万元。他们原本预计，村民筹到三四十万元已属不易。最多的一户出了10万元，是刘直旺的儿子。刘直旺和刘喜生各出了5万元。
当刘喜生和刘直旺、刘保平次日开着车，带着一饮料箱人民币来到县里时，他们兴奋地看到，教体局的领导表情很惊讶。
又跑了几次教体局签下协议之后，他们才拿到了“同意”二字。
随后，他们开始了为期近一个月的招生宣传。
临近的曹家峪、坪底、郭家河等几个大村被他们跑了个遍。“政策”包括奖励入学小学生千元、移民子女就近读书免费提供住房并给一块水浇地。他们自掏腰包在村口立了30张广告牌，发了约有500份彩色招生传单。
首份招生简章称，“望邻近村庄的学生踊跃前来报名，我们将成就你的梦想，让你受到良好的教育。”简章中还承诺开设音乐、美术、书法等培训课程。
质疑的声音也从没消失过。“现在肯定没人回去”“好是好，但是不信你们能办起来”。每次聚起村民进行宣传时，他们就不免听到这样的声音。
他们开始自己找校长，找老师。一开始他们找了一位本乡的老教师，有一次村民大会这位老师都已经参加了，但是最后“办不成”的舆论还是吓退了他。“一旦办不成，脸面丢不起”是他最大的顾虑。
当时，刘喜生熟识的石楼一中教学名师、省级学科带头人张润平刚结束了一次农村支教，本准备七八月回一中。
他们跑到张老师在县城中的家3次，“死缠烂打”，上午说不动，下午继续说。最后，考虑到个人感情，张润平答应出任校长。
2015年8月20日，一切工作准备完毕，刘直旺和刘喜生邀请了县教体局和乡中心校等的相关领导，参加了“乔子头农村返乡动员大会”，也是关于这所村小复建的最后一次动员大会。
开会前，刘直旺骑着摩托，到儿子开的加油站里用报纸包了5万元现金。
当天，每一个报名的学生，都当场领到了1000元现金奖励。对于真正的贫困户而言，两个孩子领上2000元奖金，顶上了自家男人出好多次短工的收入。
此时，乔子头学校，这所石楼县面积最大的村小操场，已显得干净整洁许多。他们雇了十几个男村民，在这里刨地、除草，清理恶臭的垃圾，又叫铲车来拉走了几大车煤。野草最高长到了一米多，两个机动三轮车足足运了四十几车才让操场恢复模样。
2004年乔子头学校新校舍选址于此时，也经历了这样的“开荒”，推平小山包，砍了好枣树。这次清理所花的1万多元，又是村支书、村主任自掏腰包。
直到9月，整修还未结束，乔子头学校在没有开学典礼的情况下安安静静地开学了。包括幼儿园的孩子，80多人入学，半数是本村子弟。
只是，领了千元奖金的孩子中，有两人因父母意见不合，并未到校上课。这2000元奖金有去无回。
今年，乔子头学校复建后的首批3名毕业生产生。学生们顺利升入初中，其中一个男孩还考了乡升学考试的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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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楼县教育局最终收取了30万元保证金。但在2016年农历春节的前两天，又如约返还。
眼下，乔子头村“暂助”款花名册那满满7页名字里，只有支书和主任的10万元还没返还。他们还总计搭进20多万元到学校的各类开销中。
从外表来看，占地1万多平方米的乔子头学校很是像模像样，从宽阔平整的操场望去是群山苍茫。拥有16间教室的二层教学楼，建筑面积350平方米的教师宿舍，和飘扬的国旗，挂满的标语、守则和励志故事，构成了这所村小的全部外观。
操场里的体育设施是生锈的双杠和破烂的篮板。每层楼中间，一道铁门让学校和村委会分治半边，学生数量暂时还不足以填满超过半数的房间。
校长张润平说，学生均为返乡农民子弟，一年级至六年级有48人，幼儿园孩子有33人。现任正式代课教师6名，临时代教6名，属“二级复式教学”——6个年级的学生坐在3间教室里。两个年级一同授课，一节课40分钟，“只能一个年级讲课20分钟，另一个年级做作业”。
他说，由于小学教师严重不足，临时代教在县里很常见。
石楼县教体局宣教科负责人刘志远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目前全县4镇5乡134个行政村中，村小不足10所。乔子头学校有6名教师是教体局派来的正式公办教师，在经费上该校也与其他公办学校一样。
学校里有几位代教老师，超出了教体局负担的数量，工资由村里负担。一位教师直到辞职，仍被拖欠着每月1200元的工资。村委会没有财力。“我自己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刘直旺担心地说。
在“全免费”的第一年过去之后，第二年孩子们只需按有关部门规定，交相应的练习册费用即可。三身校服、老师的电脑、学校打印机、两个篮球、几副羽毛球拍和跳绳都由社会捐助。幼儿园的10个全塑摇摇车和两套积木是刘直旺花了2000元自费购买的，小学各科目练习题是张润平自费在县城里买好，再用学校的打印机打好发给学生的。
老师，尤其是代教老师，同工却只能拿到三分之一的报酬。找到真正喜爱孩子的代教老师成了令校长头疼的事。
可真的找到后，代教老师中的优秀者，很快会参加“特岗教师”或是公务员考试，谋求更好的个人发展。去年的代教老师中已离职了两位。今年3个新来的代教老师中，也有人正在准备特岗教师的考试。
“人往高处走，代教老师工资太低了，我们也都理解。”校长说。
目前，学校的音乐课还是由校长本人亲自顶岗的。美术课老师去坐月子了，于是整个学校没有了美术课。英语老师只有一位，四个年级的英语课程全部压在了这一位老师身上。
目前的乔子头学校，除校长和体育老师，最大的是一位33岁的数学老师，其他教师一概不超过30岁。
在张润平的眼中，只有足够的正式教师，才能让这所小学的农民返乡子弟“享受到和城区一样的优质教育资源”。
这位校长还分析了学校开办以来能维持八十几名学生的另一原因，“去年是经济下行，煤矿行业又不景气，很多人无工可务。一旦经济形势转好，他们又会把钱都投到孩子身上”。
每一个老师都承认，这所学校主要容纳了留守儿童和贫困家庭、单亲家庭的孩子们。由于“缺乏父爱母爱”“胆小，不说话”“声音很低”，孩子们各有各的问题。
“经济跟不上”还只是一方面。在县城里上学的孩子们的生活还被漂泊感重重地冲击着。张金梅带着一双儿女居住的8户小院里，房间不足家里客厅的一半大。由于同住的房东家有一名高三备考生，需要午休，张金梅的孩子们只能在屋内安安静静地待着。
当地有句顺口溜：“孩子荒了，婆姨荒了，土地荒了，家庭散了。”人们露出一种心照不宣、却又有些不好意思的笑容解释它的含义：跳舞、去歌厅、打麻将，是一部分城里备受诱惑的陪读妈妈的生活，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妈妈们中有人跟着城里的“有钱人”走了。
村里人称县城里的这一面为“花花世界”。乔子头学校复建后，不少人带孩子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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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些学生，整个村子掏空了它最大的能量与热情。
“恢复村级学校一座，解决本村及周边村学生的上学问题；大力发展城镇化建设，争取移民工程100套，解决外来上学家庭的住宿问题。”这两条，被写入了乔子头村三年发展规划中。
学校边有一块空地，在规划图上显示为“移民新村”。在刘直旺的眼里，当移民新村的规划成为现实后，乔子头学校就可以容纳更多学生。届时，村委会会另觅他处办公，把大教室、大院子，蓝天和山峁，全都留给孩子们。
但是，张润平认为，在教师和经费上若能向农村倾斜，农村学校的这盘棋充分可能盘活。有条件地恢复一些农村小学，在张润平看来，就是指恢复重建像乔子头村这样处于中心村地位农村的基础教育。
一二年级数学老师刘丹洋说，自己所在的刘家洼村，以前学校有100多人，学校撤掉以后，“村里几乎一个小孩都没了，全在外面，留村里的只有老年人”。
现在，刘直旺充满干劲儿地想吸引更多的村民回来，让孩子不用再做“留守儿童”。一说到他们正与青岛一位老板谈农副产品加工厂的合作项目，他就会露出兴奋的笑容。“等加工厂办成了，让村里的人到厂里干活儿，到时候厂里能有100多个岗位，在外面打工的就都能回来了”。
在这里，多数家庭都有不止一个孩子。当大孩子上初中之后，家长也不可避免地要把较小的孩子带去县城陪读。面对这种情况，刘直旺也早早地设想好了。他计划，下一步“我们要办初中”。
但是，由于自然生育率的下降，就连县城的学生也在逐渐减少。据长期从事初中教学的张校长介绍，原本石楼县初中升高中的考生有2000多名，但现在减少了约一半。
目前，稳定在八十几名学生的乔子头学校，期待着更多的支持。2012年，教育部曾提出“已经撤并的学校或教学点，确有必要的应当恢复”。
石楼县教体局的刘志远对记者说：“这个学校在我看来，维持不了几年。后续学生跟不上。现在的学生基本毕业后，很难有什么学生了。主要原因是村里大多数年轻人不在。”他说，虽然从眼前来看，这个学校还红红火火，但是再过几年可能被再次关闭。
在刘喜生上任后的几次村民大会上，这个操着土话、开过大车、为这个村透支了信用卡的农民说，“这些天好多人都在说‘二百五’。我告诉大家，这是标标准准的‘二百五’，傻子！”
他说，很多人问他图什么，说小了是为自己，今天投入的万元、百元，都是为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子孙后代在干。他曾在外打拼负债累累，如今为了办学已做好准备，大不了“背上50万元的债务”，再往外跑！（胡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