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他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自古以来，人们对教师的赞美之词溢于言表。但是，顶着教师光环的他们，工作真的有那么美好吗？难道就没有什么压力？当然不是，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当下人民教师光环背后又都承受着哪些不得已的苦衷。
“铁饭碗、受尊重，还有寒暑假”，公众眼中的“教师”似乎是令人羡慕的。但对于1270万中小学教师来说，工作真的有那么美好吗?
忙碌成为教师常态
尽管离学校只有20分钟车程，但每个工作日，杭州市某重点中学语文教师文菲(化名)还是要6点多起床，简单收拾一下便匆匆出门。虽然有时上午只有两节课，“但是忙碌是常态”，备课、改作业，还要开会、参加培训，她直言，“我们的工作不只是上课那么简单”。
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十二五”规划“中学专任教师工作量状况及标准研究”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教师每周工作时间都在54小时以上，实际工作时间超过法定工作时间25%。工作日晚上加班的现象比较普遍，超半数教师每晚加班至少1小时。除此以外，教师所承担的工作内容繁多，许多非教学的“隐形工作”耗费了教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实际用于课堂教学的时间不足总工作时间的1/4。
“教师的很多工作是隐形的，很难进行量化。”云南大学教授罗志敏坦言，这种情况是由教师的职业特性决定的，这就使得教师的生活与工作“难以分割开来”。
北京市某重点中学初二年级班主任唐莉的电话和微信被班上每个家长保存着。几乎每天都有家长来电或发微信询问孩子的学习情况，事无巨细。刚开始，“理解家长心情”的唐莉并没有感到不妥。但是后来她发现，“这样的沟通真的成了包袱”，一个电话持续半个甚至一个小时，休息时间经常被占用。
和很多教师一样，花费精力和家长沟通，让唐莉“头疼不已”。一次，唐莉主动给一位严重近视的学生调换了座位。换完座位的第二天，她就接到了5位家长的电话，都称自己孩子看不清黑板，要求换座位。“没有一视同仁”“管理过于死板”的评价让唐莉左右为难。唐莉坦言，自己被当成保姆，“抬手动脚都不自由”，按照自己想法管理学生“完全不可能”。
学生成绩差责任在教师，出现了磕碰责任在教师，甚至有时候与同学发生摩擦，没有出面解决问题的教师也要背负责任。罗志敏认为，“教师被赋予了超出职业本身的高期望”，在部分家长眼里，教师要对学生在校期间的所有事情“负责到底”，然而，“这并不合理”。久而久之，家长与教师之间的信任关系变得脆弱，同时，也严重影响了教师群体的社会地位感知和职业满意度。
收入不高，养家太难
3205元，10月初山西省晋城市某重点中学教师张庆燕(化名)收到了工资发放的短信提醒，“加上绩效还不到3500元”，从教16年的她开玩笑说：“挣得还不如学校旁边卖麻辣烫的小贩多。”
《教师蓝皮书：中国中小学教师发展报告(2014)》的调查结论是，我国教师工资水平在全行业间处于中下水平。其中，北京中小学教师工资水平在全国居于前列，但蓝皮书指出，“从实际水平及其职业吸引力来看，仍不算高”。
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大部分教师对自己的工资待遇不满意。长期低工资的状态，正在降低这个职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也在挫伤不少在职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在中部某省乡镇中学当了3年地理老师的耿东东，最终放弃了正式编制，选择辞职。问起他离职的原因，耿东东直言，“工资太低”，基础工资2000元，课时费1.5元一节，“这个收入养家太难”。对大多数教师来说，存不住钱，收入所得仅够支撑温饱，“但我们都不是一个人在过生活，还不起房贷，看不到前景，心里充满了挫败感”。
常年进行相关研究的东北师范大学教授李广平对此表示认同，“近年来，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处于波谷状态，不管是从横向还是从纵向对比看，工资水平都让人很有落差”。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明确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然而，“教师工资水平不可能和公务员比”，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付卫东解释，“教师群体比公务员更为庞大，基层教师的收入主要依靠县级财政拨款，实际上，很多县是拿不出这么多钱的，学校不是营利机构，教育也不是经济产业，除非国家向教育财政投入作出巨大的倾斜，否则达到教师与公务员工资持平的目标几乎不可能。”
容易产生职业倦怠感
记者进入某网络论坛的“教师”板块，“钱少、事多、离家远”的调侃和抱怨比比皆是。在校园里，人际关系简单纯粹，但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闭塞、单一的工作环境却带来了“压抑和茫然”。
“备课、上课、与家长打交道，工作内容天天重复，知识能力难以提升，上升通道几乎没有，感觉和社会脱节了”，耿东东这样描述曾经的苦闷。“不管是什么职业，不断进行知识的更新和能力提升是当今社会的要求”，从教后的耿东东几乎没有参与过教师培训，报名参加市里的培训，得到的回复总是“名额有限”。记者调查发现，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和终身发展的教师培训并未被广泛开展。反而，跳槽到工程管理行业后，除了收入的明显提高，“知识不断更新，社交圈子不断扩大”，新环境让耿东东满怀激情。
3年前，王蕊蕊成为河南登封市某乡村的特岗教师，时常会为了教授学生不同的解题方法查阅各种书籍，认真备课。但是她发现，鲜有老师愿意和她交流探讨。
“讲那些干吗用，这又不是考试重点”，同事的一句话“像一盆冷水一样”浇灭了王蕊蕊的热情，“甚至有老教师还会笑我，‘别太费心，慢慢熬吧，只要学生不出事就行’。”
王蕊蕊所在的学校共有23名教师，20多岁和50岁以上教师近20人，中年教师所占比例只有10%左右。在教师年龄断层很严重的乡村学校，“从事基层教育工作很容易产生职业倦怠感”。
职业倦怠感不仅仅困扰着王蕊蕊，原本“热爱教师职业”的北京市西城区某中学音乐教师刘漪在从业不久后，就想过跳槽。在刘漪看来，学校的激励机制“很难令人满意”，职称评价多数时候只能靠“熬年头”，尤其是她这种副科老师“更是难上加难”。
职称评聘受阻、待遇难以满意、压力高度集中……但抛弃正式编制、想彻底辞职的教师往往勇气不足，而“想跳槽”的想法却又无时无刻不在，不少教师最终总是在去还是留的无奈中坚持。
